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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利贷与通胀之间

中国金融信息网2011年10月08日09:12分类:中国聚焦

核心提示:中国要控制通胀,仅用货币政策是远不够的,因为中国的通胀不仅仅是货币问题,财政政策也应担负起责任。而要让货币政策传导更有效,则需要推动国内金融深化,给予民间借贷主体更多合法权利,将越来越多的人纳入到银行体系中来。

从9月20日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离境出走开始,到9月27日,温州某企业老板沈某被曝从该市顺锦大厦22楼跳楼身亡,近期温州高利贷问题频发。有经济学家甚至称:“温州信贷危机如处臵不当有可能酝酿中国式信贷危机。”

与此同时,中国正面临通胀难题。尽管年内已六次上调存准率,三次加息,信贷规模收缩,但CPI 却一再突破5%、6%,市场普遍预计,9月CPI不低于6.2%。

与中国类似,印度目前也正面临通胀困扰。在过去18个月中,印度央行已经12次加息以遏制通胀,但该国通胀率仍接近两位数。更为相似的是,印度的民间借贷规模也很庞大,印度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遇到融资困难时,习惯于求助于“银会”,即使需要付出更多利息,他们也更愿意直接向借款人借贷。

如此相似的情形让人们不禁要问,两国的货币政策难收到理想的调控效果,是否与这些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有关?确实如此,货币政策要依赖传导机制实现目标,而两国风起云涌的非正规货币市场往往会抵消其作用。

在印度,近40%的“无组织经济活动”是通过非正规渠道融资的,而“无组织经济活动”占该国经济总量近一半。在中国,频发的高利贷问题背后是惊人的民间借贷规模。温州参与民间借贷的资本约1100亿元,占全市银行贷款的20%左右;鄂尔多斯民间金融系统汇集的资金量至少在 2000 亿元以上;就连新近突起的民间网络借贷 2011年上半年融资整体规模也达60亿元。

那么,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民间借贷有愈演愈烈之势呢?在这一问题上,中印两国似乎又有所区别。

在印度,民间借贷是个人更为青睐的方式。印度12亿人口有近一半没有银行账户,他们直接求助于放债人或加入“银会”等组织,这也就意味着央行利率调整对资金流向影响不大。而对于企业来说,选择非正规融资更多的是不得已而为之。2010/11财年印度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约8000亿美元,其中多数流向了大型和国有企业,小型民营企业不得不转向非正规融资市场。

在中国,银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,但个人和企业要从银行获得贷款,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,因为国有部门往往挤占了大量银行信贷额度,民营企业和个人只能通过银行体系外的融资渠道获得资金。

在这种情况下,传统的借贷方式已经被扭曲,资金原本可以从银行直接流向企业,但体制内的政府部门占据大部分信贷资金后,这个资金链条就变成了“银行—大企业—中间机构(担保公司、信托公司、小贷公司、典当行等)—企业”,或是银行资金直接绕过监管通过中间机构流向企业。

不管是哪种方式,增加的中间环节越多,就意味着体制外的企业想获得资金,所付出的成本就会越高。如此一来,市场的实际资金成本就水涨船高,传导到最终消费品后,物价指数自然就难下来。

这样看来,中印两国的通胀难题很大一部分原因都归咎于“金融脱媒”,而在中国政府投资占主导地位的体制下,私人融资资源过多的被挤占,势必逼得企业花更多的成本获得资金,从而抬升了社会资金总成本,通胀问题更为严峻。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仅无助于缓解这一现象,相反加速了资金流向愿意付出更高成本的民营企业和个人;管制越严格,“金融脱媒”就越严重;体制内与体制外资金价格差距越大,越会吸引更多的人钻监管空子去从事高息放贷,由此导致高利贷问题频发,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。

如此来看,中国要控制通胀,仅用货币政策是远不够的,因为中国的通胀不仅仅是货币问题,财政政策也应担负起责任。而要让货币政策传导更有效,则需要推动国内金融深化,给予民间借贷主体更多合法权利,将越来越多的人纳入到银行体系中来。

(胡铃,新华社经济分析师,文中所述仅代表其个人观点。

[责任编辑:姜楠]